技术强国梦之中国打法与西方技术的持久对决

　　胡子曰：大道至简，简之又简，以至于无形。

　　无形有形，求其本真，终极于实证。

　　作为新华人，这篇文章的大标题是我十年前（2011年）曾经写过并上交新华社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那是为纪念新华社建社八十周年征文写的，侧重于新华社内部新闻暗室的技术创新，但是标题中的一些棱角措辞，在那个时候看来可能是有些不合时宜，以致在《照相机》杂志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把整个标题都换掉了。

　　十年后的今天，在纪念中国图片社建社七十周年，新华社建社九十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里，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生化战已经表面化，白热化的今天，十年前的这一文章标题看上去还是有些道理的，所以，这次征文我仍然使用这样标题。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大国间的博弈已经从无到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焦点集中的关键点竟然是科技领域，性质接近于你死我活，在这个激烈动荡的世界中，我们除了迎难而上，与之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外，其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强化科技力量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科技自立自强，号召全国人民坚定创新自信，紧抓创新机遇，加快实现国家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候。中央的号召非常激动人心。温故而知新，回顾一下几十年科技创新的路程，对于今天中央的科技创新决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68年的亲历也恰恰说明，对于西方技术，无论是买还是仿，都是靠不住的。我们买过也仿过，最后证实，只有自立自强，才是科技强国唯一的必由之路。

　　西方对付东方大国的傲慢与偏见，并非今日始。身在新华社的摄影图片部门，特别是在摄影这个近乎纯西方的技术领域，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张白纸。建国初期我们所用的摄影器材一概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长期深受西方工业资本无情地欺诈和贪婪地剥削，他们大量吸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当时，为了购买几个胶卷和相机，我们就需要付出成吨的干辣椒和大量的农产品，我们的暗室从荷兰购买的每一个普通的放大机灯泡，也要付出相当于工人半个月工资的代价。

　　建国初期，党中央极其重视我国摄影器材工业的国产化，国家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是要拿出巨额资金，支持建立中国自己的感光工业，同时对新华社摄影图片部门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彩色洗印采取了全面引进方式，包括设备，机器，工艺，材料完全由西方进口，由于彩色照片面向的受众面小，这一部分的主要要求是准确执行西方工艺，当时的彩色洗印基本上没有考虑国产化和自主创新的问题。

　　然而，黑白洗印就不一样了。黑白洗印的受众面广，需要面向全国亿万普通老百姓，这是新华社新闻图片宣传的主战场，由于新闻工作具有的突发性，决定了照片生产经常不均衡，每天的生产量常常要在一到二十万张之间波动 ，再由于产量过高，使用进口原材料成本也太高，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所以从一开始就考虑了必须全面国产化。

　　国产黑白相纸先后有了厦门，公元，乐凯，放大机有珠江，黑白相纸和冲洗药液，放大机都解决了。最后黑白洗印机械自动化的重担落到了我们新华社图片部门的肩上。

　　56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陈毅副总理作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非常鼓舞人心，对我们也是一个促进，黑白车间全体群众讨论技术改造方案时，一共提出了三个显影机方案，吊挂式，牵引式，我提了一个毛辊轴式显影机方案。前两个方案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我那个方案的辊轴传动部分，国外是70年代才有的，而毛辊轴至今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经意间50年代，我就走向了西方技术的对立面。

　　遗憾的是国家前后投入了百万巨额资金，历时二十多年，黑白生产的机械化经历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低级失误，一直到70年代仍然搞不出来。这与我国许多其他行业，与国内多家感光厂家的状况都有很大的差距，这引起了新华社高层领导社长朱穆之的不满和批评：“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设备，关键时刻都用不上，真是腐败透顶”。

　　问题在哪里？

　　资金少了吗？五十年代的一百万哦！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哦！要知道那时候庄世平先生代国家到香港去开一家银行，周总理只给了他一万元，人家交回来三千个亿。五十年代贪污十万是要杀头的。一直到八十年代，任正非，马云的启动资金也不过只有区区二万元。一百万相当于五十个任正非，或者五十个马云，或者一百个庄世平。这样巨大的投资，二十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什么都搞不出来。朱穆之社长批评我们“腐败透顶”真是恰如其分的。特别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项目，而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项目。

　　第一项目   对决“联合机”

　　72天/170元  完胜   20年/100万

　　到七十年代后期，我走上了基层负责人岗位啦，而且是负责基础管理和技术改造。但是那个“二十年一百万的烫手山芋”摆在我的面前，我不可能接手这个烂摊子。我清楚的知道，按照他们原有的那个路子，就是再过二十年也不可能搞出来，那绝对是一个永远走不通的死胡同哦。

　　我必须另起炉灶，把自己二十年前50年代曾经提过的方案，重新拿了出来。这就是“组合放大，存储显影”，在开大会讨论时，获得一致通过，无一人异议。驻图片社帮助工作的北京理工大学张国英教授对我的方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技术难点的，有现实可能性的，高效率方案。”他提议让理工大作为应届毕业生参与的毕业设计题。

　　张老师的评价与我的设计思路高度一致，总的要求就是：简单，省钱，高效率，见效快。它符合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打仗时经常采用的因陋就简的土办法，也符合中国人传统辩证思维的老办法，还符合咱们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方针。

　　结果是面对那20年/100万搞不出来的项目，我和孙静元，宁考俊三人合作，只用不到七十二天，报销了一百七十元钱，就把图纸，控制箱，工作台，工作样张，全部都搞出来了，并且在汇报会上宣布“明天开始试生产”，是要“试生产”，是要开始干活了，而且，会上又一次获得了全体的一致通过。这就是我的面对西方技术的第一次对决：应当是成功了！

　　看看，原来事情会这么简单的，还没有正式正式造机器呢，一条条不同画面组合的配套照片就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在通过了“试生产”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接到“叫停”的通知，上面说将我的方案留作第二代考虑，第一代方案还是要先继续做下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已经成功可以干活的不让做，20年不成功的还是要硬着头皮接着做，对此我真的无语了。

　　这里我无法对细节做更详细的叙述，好在我的每一个技术改造和创新项目，都留下了完整的图文并茂的“资料册”作为记录，还有参与者可以作证。我一共有三个资料册，其中两册在80年代还作为高级职称评选材料，上交给20名评委审查过。

　　这里我只提一下，为什么两个方案的结果差距会这么大？关键点是：前者是想简单的仿造西方机器，但那样做你就必须使用西方的进口相纸，进口相纸抗拉力强，它的纸基是用高端棉花或涤纶纤维制造。

　　建国初期，国产相纸纸基不可能用供老百姓穿衣服的棉花，只能使用植物纤维作为代用品，抗拉力很差，所以他们必然失败了。

　　针对以上这样的国情特点，我的显影机与国外的机器完全不同，不但没有拉力，而且速度特快，这都是在工作中观察，并按照国产相纸的特点设计的，不经历现场实践，你不可能想像得到。

　　成功的项目虽然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但我项目真的简之又简，简单的得没有机器，采取模拟的方式也能工作。这样方案中的“背靠背”和“存储式”显影方式，在后来的日常实际工作中，在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在大印片的突击任务中，对于提高产量和质量一直在发挥着巨大的保证作用。还有那些大批为联合机准备，面临即将过期的卷筒相纸需要紧急处理，最后也是采用模拟的“存储式”显影方法全部解决了。

　　第二个对决西方的项目“光色数控”

　　零元对决51亿美元

　　第二个是自选项目，实际上是上面第一个项目的继续，无论前面的项目使用与否，我还需要在解决了联合机的机械和电气控制之后，进一步完整解决光路控制问题。我采取的是“纯数学计算”的控制方法，这种控制方法“在西方至今也没有听说过”。西方全部是走机电控制的路子，他们必须做很复杂的机器和复杂的控制电路板，投资也非常高。

　　我没有资金，开始的时候我也成功的自费做过一台半导体的光电测光仪，接着又按照简之再简的原则，又使用一个太阳能的小计算器测光（你猜猜这是怎么测光的？）并采取了“纯数字计算”的控制方法。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是在没有投资，投资几乎为“零”的条件下，计算方式获得的功能却反而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了西方的机电控制。下面是我当时编制的全部控制程序，右边是彩色照片可以随意变换任何尺寸放大。80年代评高级职称时都曾经上报过。

　　我的技术控制就这样从有形走向了无形，让旁边的人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有点像刘谦在变魔术。这里我举两个和大家一块实验的例子：

　　车间的黎北北想考考我的数控放大，我说好哦！你把我放大机的电源拔掉，把镜头取下来，然后你给我一张任意底片，告诉我要放大几寸的照片。接着我就在这台空架子放大机上，完成对尺寸和对焦点以及曝光的所有动作。完了之后，他装上镜头打开电源一看，他肯定地说：非常准确，一个毫米都不差。

　　有一次门松珍对我说，你天天试样子，你拿我的底片试一试吧。我说：好的，我今天不但用你的底片，还要让你自己来放大照片。她说：我从来没有放过彩色照片哦，我说：没关系，今天就试一试傻瓜放大，我在暗室外边，在底片上写好数据，我不进暗室，你拿到暗室里边，按照底片上的数字放大就可以了，但是，第一张样片要交给我。现在，那次傻瓜放大试验的样片还保留在我的资料册里面呢，下面的照片，就是她放的，右上角那个人就是门松珍。这还仅仅是第一次试验，人们看了都说：计算的质量基本上可以达到扩印的水平了。这一次试验的意义可以确定，只要一个人用计算的方法控制一个车间是有可能的。

　　数控的方法巧妙而简单，将摄影暗室工作中所有的可变因素量化，用纯数学的方式计算控制加工，当时没有计算机，我早期用过计算尺、计算器、最后才用了微计算机编制了上面所有的暗室加工相关程序。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曾经创造过连续三年放大不试样的奇迹（一般人一天都做不到）。后来的“非现场放大控制程序”更是进一步实际控制过大型暗室的彩色照片生产，其中在实际工作中控制过的，有袁静的彩色放大机（她的放大机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也能控制）还有张宁的巨型彩色放大机。

　　超越柯达51亿美元购买的惠宁顿技术

　　我一边搞数控研究，一边还要调查了解国外的相关信息，担心自己的研究与国外重复。但是经过调查了解，国外还真没人用过我这样的数控方法。

　　后来《摄影世界》的一条相关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说，柯达公司购买惠宁顿的计算机彩色放大技术，花了51亿美元。而且，它还使柯达公司的总资产的负债比例从35%上升到50%。哇！怎么会花了这么多钱哦。

　　后来我又看到了这个产品的样张说明，真的让我大跌眼镜，这个花51亿美元买来的东西，比我的没有花钱的数控差远了去啦！所以我判定：零元数控  完胜  柯达51亿美元的惠灵顿。

　　我只指出几点，惠灵顿放大的倍率并不高，我们数控张宁的巨型放大比它大太多了，它需要多次试样而且准确度不如我数控一次试样的袁静。它做的一体机不合理，比不上我用一台计算机控制一个车间的高效率。

　　加上后来柯达在数码相机和APS系统犯的一系列低级错误，终于让这个曾经是“世界前五的巨无霸”彻底崩溃破产了。我为柯达感到惋惜，为他的谢幕写了一篇长文作为挽词：《柯达衰落的反思》发表在《照相机》杂志上。

　　图：这是我的试验工作室，我身后那台设备就是柯达视频彩色分析仪，价格60万。右边靠边上那个小东西是柯达分析仪的数据转换器，价格两万元。这样昂贵的仪器，全国摄影行业几乎没有人能用到它。所以我试验这些机器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取代它。让更多的人能用简单的技术解决复杂的彩色分析难题。

　　第三次对决：“保卫乐凯”

　　5千万  对决  5亿6千万

　　改革开放开始，西方企业纷纷进入中国，柯达公司用十八亿美元准备在市场上击垮日本的富士，同时要买断中国的全部感光工业，从而全面控制中国的感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也下大力度投资，支持福达和乐凯。开始的时候支持重点是福达，初期投资5亿6千万。（后来还有追加投资）用来引进柯达的全套彩色胶片生产线，乐凯则采取另一条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搞自主的研究开发，给乐凯的资金只有五千万，不足福达的十分之一。这实质上就是要看一看比一比引进和自主之间的差别。

　　市场无情，不看投资，不看品牌，只看效果。乐凯依靠自身的力量，终于撑起了中国感光胶片市场的半边天，12元钱一个的乐凯胶卷，像定海神针一样的死死的咬住了中国胶片市场的价格，让进口胶卷的价格永远定格在20元上下，要知道这20元是建国初期几十年前的老价格哦！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几十年间中国市场上的所有其他商品几乎都涨价好多倍。唯独国外的进口胶卷还是20元，他们可以在俄罗斯卖到100元，但是在中国的价格就是上不去。从这一点看，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的重要啊！柯达公司一直很想收购乐凯，但乐凯的回答是参股可以，控股不行。乐凯必须是中国的。

　　接着，社会上一些诡异的现象出现了，媒体上出现了许多贬低，嘲讽，向乐凯泼脏水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和现在的公知，水军一样，逢西必捧，逢中必贬。这同时引起了广大消费者不满，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乐凯保卫战在媒体上展开了.

　　起初，我个人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对于这场论战几乎是没有发言权的 ，因为你必须有能说服人的“事实”才能驳倒对方，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找到了突破口。在一次《摄影世界》举办的“亚洲风采”的摄影比赛时，我忽然灵机一动，想查一查得奖的作品用是用什么胶卷拍的（看下图的右下角）。

　　一般来说，摄影比赛，比的是摄影爱好者的拍摄水平，技巧，风格，用光。从来没有人让你去比照相机和胶卷。而我却偏偏抓住胶卷自身的品质做了一篇文章，结果发现一二三等奖的作品中，都有人使用乐凯胶卷。用乐凯胶卷拍的照片可以拿一二三等奖，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于是，我抓住这个事实，你说进口胶卷的质量好，我说乐凯胶卷的质量也不差。打铁必须自身硬，质量必须硬碰硬。乐凯人很争气，所以这场论战的结果，我认为还是乐凯人用自己的品质战胜的。我在《摄影世界》上做了报道，接着又发表了《中国人的乐凯》以及后来继续发表的多篇文章。盛赞乐凯的质量，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对于乐凯起到了支持鼓动的作用。

　　那年的中秋节，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淑芬要我一起去乐凯拜节，我去了，乐凯总经理告诉我他在乐凯的全厂员工大会上宣读了我写的文章，大家很受鼓舞。他还提出让我在《中国摄影报》写一年的“乐凯专栏”。下图的合影，我本来站在后排靠边，陈淑芬一定要我上前边来，还要我站在两位老总的中间，让我好尴尬。

　　一次，《中国摄影》的专家方学辉老师见到我，对我说，看到你的文章我也敢写乐凯了。我听到后感觉很不是滋味，中国人写一下中国的产品在怎么啦，居然还要用一个“敢”字。可见当时公知和水军们的舆论战真的不一般哦！

　　还有一次，《精品购物指南》举办了一场各品牌胶卷质量评比大会，三位评委是中国图片社主任技师胡昌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绪珊，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张铭。会场布置的相当正规，七米长两米见宽长方桌上放满了几百张彩色照片，是他们请专业摄影师对不同品牌的胶卷，按相同的条件拍摄的。所有照片的画面朝上，看不见背面的品牌标志，现场还有两名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以及各大报刊杂志社的记者。评比开始了。评委们让我代表他们挑选照片，我从几百张照片中挑出了两张我认为影调色彩表现最好的照片，请评委们看，她们一致表示同意。现在要把照片翻过来了。结果，两张都是乐凯。这次评比让乐凯获得了好成绩。可以与世界一流的厂家相比了。

　　但是，说到对决，最诡异的是福达，高投资5亿6千万的引进全套柯达生产线，这次评比结果居然排名最后，比不上国家投资只有5千万的乐凯。在乐凯胶卷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福达的日子很不好过，市场上福达的胶卷卖不出去。我找了一个福达胶卷拍照，想试一试看一看，结果发现底片密度不够，扩印的照片灰暗，对比度低，色彩饱和度不够。这样的照片消费者无法接受。我的判断是福达的感光度定低了。我又将100度的胶片，降低感光度到80度拍照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一般消费者不可能这样做哦。福达陷入了一个不生产不行，生产了卖不出去也不行的怪圈。

　　95年，我去了一次福达厂，感觉那里人们的情绪很低落，和黑白厂总工程师聊天的时候，我伸了一个小指头说：小失误铸成了大问题。他说，什么小失误哦？我说感光度定低啦。他不同意说，不对哦，我们福达的感光度100是最标准的，是柯达和富士他们的感光度都定高了，他们都是125。

　　哇! 我的判断真的很准耶。原来他说他们的准确的感光度是字面上的100感光度，这是在早期大家使用镜间快门相机的时候用的感光度哦，现在相机都是帘幕快门，都用1/125秒啦，人家都在定125，你还定100，比人家足足低了25度，不出问题才怪。后来我问乐凯厂的朋友，你们的感光度是多少，他们说是130。彩色片的感光度，反转片怕高，负片怕低。人家乐凯人往高了定，真的就是聪明。这样乐凯的五千万完胜福达的五亿六千万。

　　   半天/零元  开创国内首家无胶片电子摄影服务

　　93年春，一天早上，门市部同事上来找我，说外单位拉来了一些新技术设备，放在我们这里请门市部帮助代销，门市部不知道这些设备是干什么用的，无法向顾客介绍，请我下去看看。

　　我下去一看，原来是索尼的热升华视频打印机和腾龙显像仪。我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有用，前边再加一台摄像机和电视机，就立即可以开展无胶片的电子摄影服务啦。门市部经理一听就激动起来了，他说他刚买了一台摄像机，门市有现成的电视，要不我们试一试。我说好哦。当天下午我们就调试拍照，出片成功了，核算一下一张相纸的成本八元，我们就定价十五元，开始营业啦。

　　数码相机那时还没有进入市场，我们就用索尼摄像机和视频打印机在中国图片社开展国内最早的无胶片电子摄影服务，《中国摄影报》记者采访并以《京城电子人像第一家》为题做了报道。其中包括电子人像摄影，广告摄影，视频翻拍，正负片印相，磁带印相，电子影像转胶片和放大照片等新技术服务项目。后来以“我是怎样拍摄电子人像的”为题，发表在《摄影世界》杂志上。当时这被认为是国内最早的电子摄影业务。著名歌唱家吴雁泽，黄梅戏演员吴琼，央视女主持人李平，民歌演员董华和一些外宾都来此拍照。

　　为了了解国外是否已经开展此项服务，我曾经询问美国和英国来的顾客，他们都说国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服务。很有可能我们这个摄影室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时间是93年3月。

　　还有一次，装甲兵某部的干部找到了我们这里，说他们原来计划要举办一个军事演习的影展，供领导参观。后来发现胶卷全部都拍坏了，只留下了一盘摄像带，问能不能用摄像带做照片，我说可以，然后帮他们用电子成像的方法圆满的完成了这次影展。人家非常感谢。

无人管理车间和图片社科技工作愿景

　　78年展览车间领导班子改组，我分工负责管理的基础工作和技术改造工作，推行了一张表的无人管理，车间办公室没有人，干部全部和工人一样顶岗，执行与工人相同的定额，双方关系完全平等。每当工作任务下达的时候，在底片口袋上放上一张表，工人们可以自己去拿，拿多拿少自己随意。也可以不拿，然后在表上相应的底片号位置，写上自己的名字，作为月底分配奖金的唯一依据，这样做实现了纯粹的奖金部分“按劳分配”。消除了简单的人管人现象，建立形成平等和谐的制度管人的内部社会生产关系。

　　这个管理方法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曾经是纪律松弛的车间，变为热火朝天的车间并不断大幅度突破生产定额，两个月就成为新华社先进集体，受到了新华社和图片社的表彰。

　　80年代中期，在中国图片社搞“招标承包”时，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承包组，在我编写并宣读的承包书中，重点写下了 “科技开发与企业现代化”篇章。面对另外三个干部背景的承包组，我们知道自己不会取胜，但是，能够在全图片社大会上宣读这个投标书，本身就是表达对于图片社科技工作愿景的好机会，是意义重大的胜利。

与克林顿碰撞互联网

　　1993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硅谷正式宣布将美军的军用通讯网络民用化，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美国高新科技政策的重点。此举措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现代互联网时代的开端。而在同一时刻2月19日，大洋彼岸中国的国家级报刊《中国摄影报》也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胡昌平的署名文章《进入多媒体时代的摄影》，这篇文章对海湾战争中美军的通讯网络做了全面的报道，作者还特意在文章标题上就这一网络的意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多媒体时代”概念。此文先后为多家媒体转载，并收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感光学会论文集，成为中国最早报道的互联网第一篇。（附图）

　　海湾战争美军通信网络与以往不同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现了照片影像数字化的实时通讯。使公众有可能在事件发生的同时，直接看到事件的影像信息。作者认为这一科技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这一判断，为二十多年来的大量现实生活的变化所证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后无论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手机，自媒体，流媒体，全媒体，无现金交易，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以及正在发生和即将到来的的更多科技进步，几乎都是在数字影像通信的基础上展开的。

　　“互联网”一词当时并没有出现，最初所使用的“信息高速公路”这六个字也是在我的后续有关互联网文章中首次翻译见报，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报道美军通信网络的时候，我又意外发现了美国科技一个秘密，原来美军的通信网络所使用的设备，大多数不是美国制造的。比如，那个静态视频照相机，是日本索尼和佳能的，腾龙显像仪是日本腾龙的，那个便携式天线，是中国台湾新竹的。只有热升华打印机是柯达的，而且索尼也有。可以看出，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无论哪个国家的许多新技术，大多是由多国设备整合完成的，美国想在科技上独霸世界根本不可能。

　　在信息调研期间，我又发现了一个崭新数码时代的降临。数码影像的出现，虽然否定了以前在传统胶片领域的努力，但也启示了新的未来，他立即转入数码，率先为这个新的时代做一些早期的启蒙工作，所以业界人们称他为中国数码摄影第一人。这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为中外多家超大型摄影企业服务

　　80年代到05年期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最著名的外资摄影企业涌入中国，我先后应邀为多家世界级公司，包括柯达，富士，爱克发，尼康，飞思等公司，长期翻译包括数码摄影方面的新技术资料。

　　2000年任爱普生广联数码摄影培训中心主任，成功开创爱普生公司数码打印进入摄影行业进的策划。帮助爱普生公司开展了全国影楼行业从胶片向数码转型的摄影到照片输出的整合与培训。

　　在国内，他积极支持民族工业，曾撰写多篇文章支持乐凯，为乐凯公司在“中国摄影报”开辟过一年的专栏。2013年10月在智能手机开始出现不久，与华为公司以何刚先生为首的智能手机团队在“七彩云南”座谈，提出自己关于华为手机发展及赶超苹果的个人建议。

　　为推介数码新技术而写作

　　上世纪整个九十年代是他为摄影专业而写作的高峰期，在包括“中国摄影”，“中国摄影报”，“摄影世界”，“大众摄影”，“人像摄影”等许多国家级摄影报刊上，每周都能看到他发表的有关数码摄影的文章，还经常出现连载的专栏，这一时期发表文章共计在500篇以上，他编写和参加编辑的书籍画册也有十余种。

　　九十年代是数码相机出现的初期，也是胶片摄影向数码摄影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为推介数码摄影这一新事物发表的文章，很快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华光摄影艺术学院，北京视觉艺术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摄影师培训班（中艺网校）先后聘请他为数码摄影的客座教授，首席教授，教授。2000年出任爱普生--广联数码摄影培训中心主任，主持对全国影楼从胶片转向数码摄影的教学培训，其他应邀的著名讲课单位还有北京国际专业摄影研讨会，国防大学老干部摄影培训班，中国照相，王开照相，卡丽来公司，柯尼卡美能达公司，上海职业教育中心等等众多单位。

　　 专业活动及获得荣誉

　　2004年10月被聘为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全国摄影名师评审委员。            2006年5月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全国风光摄影比赛专家评委。 2008年中国城市发展网全国摄影比赛首席评委。2010年中国数字艺术设计专家委员会摄影评委。

　　2005年先后组织了上海和北京的数码摄影商业摄影师联谊会简称“有你粥会”，并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组织了粥会的《商业摄影十杰影展》,北京的《毛主席标准像影展》，与陈石林合作编辑《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展览图片》，与高风一起参与编辑纪念建国60周年的大画册《伟大的转折，辉煌的胜利》。

　　97年8 月以来简历先后入编《世界名人录》《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东方之子》《中国世纪专家》《中国摄影家》等几十部名人典籍中。先后获得中国摄影家协会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下图），中国人像摄影学会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国外先后获得荷兰皇家艺术学院名誉博士（下图），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荣誉博士，俄罗斯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皇家首席艺术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优秀文化传播大使等荣誉称号。

　　{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献给新华通讯社建社90周年 献给中国图片社建社70周年}全部作为小序言。